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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苏州评弹(连载)168报码现场
发表时间:2019-11-18
2017-06-28         

  乡音者,无锡话也。每次回无锡,倍感亲切的,便是街上老小都说着无锡话。听来不仅悦耳,还能勾起对故乡的许多往事回忆。

  “吴侬软语”是对江南苏州一带方言的形容。旧时的无锡隶属苏州府管辖,两地的方言也有些近似。当然在当地人听来,是完全不同的。

  苏州人骂人,无非说道:“阿要拨耐一几耳光吃吃?”完全是商量的语气。苏州方言之软,之“嗲”,可见一斑。

  昆曲传到北方,结合北京话后,形成了“京昆”。而留在苏州的昆曲也就改叫做“苏昆”。以致少有人知道,苏昆乃是京昆的老爹也。

  “评弹”一词,也是新词。以前,就简而言之曰“说书”。说书有两种,只说不唱的,叫做说“大书”,连说带弹唱的,叫做说“小书”。大书的内容多为侠义江湖、铁马金戈。小书则大多是才子佳人、儿女私情。因为大书称为“评话”,小书成为“弹词”;两者合称,就谓之“评弹”。

  我听评弹已有65年历史,算是“老听客”了。目睹评弹几十年来的兴衰,感慨良多。周围的人,包括家人在内,竟然很少有此道的爱好者。所以想写些关于评弹的东西出来,今后这些,怕是少有人关心了。

  父亲去书场听书,必定带上我去。那时我只有三、四岁。根本听不懂书,在书场所关心的,只是瓜子茶点而已。

  学生时代,电台天天播评弹。那时的节目,叫做“空中书场”。“大百万金空中书场”的名头,至今还念念不忘。放学后的听书,是每天的必修课。上床睡觉,也是边听,边进入梦乡的。有时,也进书场。书场的效果,与电台完全不同。就像电视里的相声与剧场不同一样。

  每次回家探望父亲,一起坐在电视前听书,是最大的享受。天伦之乐,无比温馨。

  父亲故世前身体尚好,我与他的最后一次通电话,谈话内容,许多竟是评弹。现在回忆起来,似乎就在眼前。如今则阴阳相隔,再不能一起听书了也。写这篇东西,也算是一种纪念。

  柳敬亭生于明末清初,江苏泰州人。崇祯时,以说书闻名于世,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响档”。据说,说书一天的定价是一两银子,而且还需要预定。

  南明时,曾为左良玉幕僚,着实为小朝廷出过一番力气。可惜,老柳生不逢时,南明很快便告灭亡。此后,柳敬亭再次下海说书。因为老柳先生的经历丰富,说书极为生动,深受听众欢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成了柳敬亭的粉丝。曾有人做诗形容他的说书:

  “突兀一声震云霄,明珠万斛错落摇,似断忽续势缥缈,才歌转泣气萧条,檐下猝听风雨人,眼前又睹鬼神立,荡荡波涛瀚海回,林林兵甲昆阳集,座客惊闻色无主,欲为赞叹词莫吐”。

  不过柳敬亭是不是苏州说书,还无法证明。毕竟,他是苏北人,与扬州评话似乎要更近一些。当然,也无法反证他一定不是苏州评话。

  如果说侯宝林以曾给毛主席说过相声而声名大振,那么王周士引以为豪的是曾给乾隆皇帝说过书。乾隆南巡时多次召王说书,并且还让王周士随驾进京,继续听他的书。不知道乾隆皇帝何以听得懂苏州话,从而成为“书迷”。想来一定是王周士“关子”卖得好,使得皇上欲罢不能也。

  为了表彰王周士伴驾有功,乾隆钦赐七品顶带。从此王周士被后人称为“御前弹唱,七品书王”。看来,从事文艺工作而获得官位或军衔,实属古已有之。不过七品乃是“芝麻官”级别,用现在的标准来说,只是“县团级”,比起“将军”级别来,差之远矣。

  乾隆四十一年,王周士发起组织同行成立了自己的会所——“光裕公所”,也就是后来的“光裕社”。

  光裕社制订行规行风,调整业内同人关系,相互交流,切磋书艺,培养人才,扶植后学。对外则争取艺人权益,起到团结工会的作用。此外还提倡公益事业,建设裕才学校。光裕设培养了众多人才,对评弹的发展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

  每个行业,都供奉自己行业的祖师。例如木匠的祖师是鲁班,酒业的祖师是杜康,戏剧(梨园行)的祖师是唐明皇等等。光裕社供奉行业的祖师是“三皇老爷”。

  传说周文王被纣王拘禁于羡里。泰伯为了营救父亲,被迫为妲己弹琴说书。从此,“我们这儿”开始有了说书行业。看来,说书的历史还真够早的。

  嘉庆、道光年间的响档,是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陆士珍,合称“四大名家”。

  陈遇乾是“陈调”的创始人,也是“双金锭”、“义妖传”的编篡者;毛菖佩是陈的弟子,说“白蛇传”和“玉蜻蜓”;俞秀山是“俞调”的创始人,说“白蛇传”和“玉蜻蜓”,尤以说“倭袍”最为出名;陆士珍也说“白蛇传”和“玉蜻蜓”,另有“绣香囊”较为独特。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则有马如飞、姚士章、赵湘洲、王石泉的“后四大名家”。

  马如飞,是继王周士后影响最大的一位艺人。马如飞创造的“马调”也是影响力最大的曲调。

  马如飞有很深的文学造诣。他对珍珠塔做了大量的修改,使弹词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地步。连一向对评弹心存偏见,认为是“淫秽低级”,属于“精神污染”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听了马如飞的书,也不得不承认评弹“虽属江湖,却近衣冠”。从此,评弹才取得了受人尊重的地位。所以,也有人尊马如飞为评弹的“祖师”。他说的“珍珠塔”,被称为“小书之王”。马本人也被称为“塔王”。

  姚士章本姓张,因过继姚家而改姓姚。他的父亲张汉民是说“水浒传”的名家。姚士章子承父业,成了“演二代”。在无锡杨某人(不知道与我家有无关系)的帮助下,对水浒脚本作了大量的改动。说书情节和人物更加生动,甚有独到之处,于是成为一代名家。

  赵湘洲是“描金凤”这部书的创始人。所有说“描金凤”的艺人,都是他的传人。

  王石泉是马如飞的弟子,也说珍珠塔。他的唱调结合俞调和马调,揉调转腔,称为“雨夹雪”。马如飞去世后,成为光裕社的主要负责人。

  光裕社推动了评弹的发展。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一定的兴衰规律。套一句辩证法的话来说,叫做“否定之否定”。光裕社的若干保守规定阻碍了评弹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走向反面,成为了绊脚石。

  光裕社歧视非苏州籍的演员,不允许他们来苏州登台。尤其是禁止男女同台演出的规定,极大地阻碍了评弹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光裕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裂。

  改革和开放是任何事物发展的永恒主题。以钱锦章为首的一部分主张男女同台演出的演员,退出了光裕社,另组普余社,并把发展重心移到了上海。从此,评弹出现了新的发展和繁荣。此后,又出现了润余社,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钱锦章的“钱家班”是培养评弹女演员的一朵奇花。当然,在旧社会,当徒学艺都有一番辛酸苦难的历史。钱家班的许多学员还多做了钱锦章的养女,其艰辛又更非一般。钱锦章本人在解放初被,不清楚其具体罪名究竟是什么。后来这些女演员对钱回忆当然全是负面的。

  依我看来,钱锦章只是一个说书的艺人,一个培养女演员的班主,能有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我想,无论如何,他的艺术和对艺术的推进,都不应该全盘否定。

  从钱家班出了好多著名的女演员。有曹醉仙,刘美仙,徐丽仙,侯丽君,蒋云仙和王月仙等等。钱家班的规矩,女弟子必须改姓,所以她们以前分别叫做钱醉仙、钱美仙、钱丽仙、钱凌仙、钱云仙等等。要说这就是钱锦章的罪恶,怕也谈不上,因为醉家班的女弟子也要改姓的。

  徐丽仙创造的“丽调”,侯丽君创造的“侯调”,都是最受书迷热捧的流行。蒋云仙轮番演唱各种流派的“什锦调”也是当时的时髦。但如果没有钱锦章,她们的成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后来,她们对钱锦章的回忆竟没有半点正面评价,怕也就是因为“凡被当局诛者必为坏人”的逻辑吧。

  评弹进入上海,以及无线电台的评弹节目直播,都使评弹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平台。那个时期,堪称评弹的鼎盛年代。

  40年代,上海光裕社、润余社和普余社三家合作,归入“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钱锦章当选为理事长,可见钱在道中的威望之高。

  解放后,有“人民评弹团”的出现。评弹团,最早叫做“人民评弹工作团”,用现在的话语来说,是体制内的组织,或者说是评弹的“主流派”。于是光裕社、润余社和普余社就成了“非主流”。主流和非主流,自然就会产生矛盾。到了反右时,矛盾总爆发,改变了许多悲剧人物的一生命运。我准备后面再来讨论这个沉重的话题。使人欣慰的是,时代在发展,观念在进步。相声界的非主流——德云社就有了另外的结果。

  魏珏卿是魏调的创始人,他的儿子魏含英继承衣钵,将魏调发扬光大。魏含英的弟子饶一尘,前不久刚去世。饶一尘的弟子高博文,是新一代评弹演员中的代表人物。

  魏含英的女儿魏含玉(听起来像是兄妹哦!评弹界这类排名还有很多。例如凌文君的女儿叫凌文燕。)也是魏调的衣钵传人。

  魏珏卿另两位弟子,是名动天下的沈俭安和薛筱卿。沈薛拼双档说“珍珠塔”,并对珍珠塔作了许多改进,成为新的“塔王”。

  沈俭安是沈调的创始人,他的两个弟子周云瑞和陈希安的双档“珍珠塔”是著名的“七煞档”之一。

  周云瑞的弟子赵开生还活跃在书坛。赵开生在行外的名气也很大。不过不是因为“珍珠塔”,而是他谱写了弹词开篇“蝶恋花”。那时,以弹词演唱毛主席诗词成为一时风尚。流传最广的,就是赵开生谱曲,余红仙演唱的这一首蝶恋花。

  朱雪琴先从养父朱蓉舫学艺,后来又从寄父沈俭安学习珍珠塔。朱雪琴是“琴调”的创始人,朱的琴调,在郭彬卿琵琶演奏的衬托之下,更是酣畅淋漓。朱郭的双档珍珠塔,也是另一路响档。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一档。朱雪琴身材高大,任上手,起男角;郭彬卿身材瘦小,怀抱琵琶任下手,起女角。令人看来,阴阳颠倒,很不自然。当然,朱郭档红到发紫,别人的看法必定与我不同。

  郭彬卿在文革中自杀身亡,这段往事令人心酸。现在有些人竟然希望文革重来,真是发了神经。

  赵湘洲的“描金凤”,经过钱玉卿、钱幼卿,传给了夏荷生。夏荷生是“夏调”的创始人,说唱俱佳,红极一时,被誉为“描王”。可惜因为体力透支,染上毒瘾,落得潦倒身亡,殊为可惜。

  凌文君是评弹界的一位才子。他的“描金凤”是靠听夏荷生说书“偷学”来的。后来夏荷生知道了,差一点闹出来人命。最后还是夏荷生怜才,收了这个徒弟。这段情节,与杨露蝉到陈家沟偷学太极拳如出一辙。

  赵湘洲的“描金凤”,还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赵鹤卿。赵鹤卿又传给自己的儿子赵筱卿。

  赵筱卿有诸多弟子,其中有一位叫杨斌奎。这位老杨的两个儿子便是大名鼎鼎的杨双档——杨振雄和杨振言。三杨除了擅长“描金凤”之外,还有一部响当当的“大红袍”。这部书也是从赵筱卿那里传下来的。

  杨振雄是杨调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看家书,还有黄异庵传的“西厢记”和自己新编的“长生殿”、杨双档的书卷气最足,是我最喜爱欢的一档。杨调借鉴的是昆曲曲调。杨振雄起脚色,念白做派也颇似昆曲。不过因此而略嫌拖沓,许多人对此,不太喜欢。

  描金凤和大红袍,情节曲折多变,容易讨好。而西厢记的故事妇孺皆知,也不复杂,几句话就可以说完。要将西厢记说好,可真不是一见容易的事!

  杨斌奎先生还有一位弟子张振华,曾经当过上海评弹团团长。电视台上有时还能看到他的身影

  赵筱卿另一位弟子朱耀祥,是“朱调”(也叫“祥调”)的创始人。朱耀祥也说描金凤和大红袍,但其最符盛名的却是与赵稼秋拼档说的“啼笑因缘”。这部新书,是他们请朱兰庵和陆澹庵根据张恨水的同名小说专为自己改编的。

  朱耀祥的弟子,有他的三个儿子朱少祥、朱幼祥和朱小祥。还有两位女弟子程美珍和高美玲。她们都是祥调的继承人。

  朱耀祥还有一位最出名的弟子——姚荫梅。姚荫梅除了说“描金凤”和“大红袍”之外,也说“啼笑因缘”。不过他的“啼笑因缘”并非来自朱耀祥,而是自己改编的。

  姚荫梅读书读到高中毕业。他的母校是“敬业中学”,离我家不远。在说书先生中,属于高文化层次了。他的母亲,是著名的拼话演员也是娥。后来姚的入行,与此不无关系。

  弹词“啼笑因缘”在弹唱的过程中演化成三种不同的版本。最早的版本,就是朱耀祥,赵稼秋和后来的赵稼秋、朱介生所演唱的版本。

  姚荫梅改编的版本比较活,大有后来据上的趋势。第三种版本,是蒋云仙糅合以上两种版本,再创造的结果。

  我最早是从电台收听蒋云仙的啼笑姻缘的。蒋的各地方言,堪比独脚戏艺人。尤其是操常熟话的王妈简直被演绝了。据说蒋云仙因此被誉为“活王妈”。

  我总觉得,由女性来演唱啼笑姻缘更比男性恰当一些。由男演员来表演沈凤喜的忸怩作态,总感觉有些勉强。

  姚荫梅说法新颖,热受听众欢迎,被誉为“巧嘴”。他的这张“嘴”,终于惹来了祸。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了“”。

  网路上能查到的有关姚荫梅的资料有很多,包括百度和中国评弹网,但却没有任何资料提及姚的这段遭遇。从查到的资料来看,似乎评弹界从未有人被打成,也从未有过。这种现象,实在令人感到气愤!

  姚荫梅被打成后,也能登台。但挂牌不能写“姚荫梅”,写的是“单档弹词”,这类掩耳盗铃的做法,听来像是搞笑,不幸却是真的。

  我曾经听过姚的书,收放自如,噱头十足。曾有次说“双按院”,说到假钦差与真钦差见面时,心中忐忑不安。因为“头上有顶帽子”。听众皆会意大笑。

  张鉴庭先生出身贫苦,自小唱过“宣卷”,还搭班唱过“绍兴大班”和“滑稽戏”。

  张先生后来改学弹词,拜师朱咏春。老朱虽然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除了张鉴庭这位著名弟子外,还有一位著名的女弟子黄静芬。黄静芬是少有的女单档之一。她从朱咏春那里学来的书是“倭袍”。

  张鉴庭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是位编书高手。脍炙人口的“十美图”,“顾鼎臣”和后来的“钱秀才”都是老先生自编自演的。一段“花厅评理”,一段“颜大照镜”,脍炙人口,可以永恒。

  张鉴庭还是张调的创始人。张调苍劲挺拔,适合表现老年角色。张鉴庭、张鉴国号称“张双档”,也是“七煞档”之一。

  张鉴国并非张老的兄弟,所以书坛上称为“假兄弟档”。张鉴国的琵琶是评弹界的一绝,称为“琶王”。张调的成功,离不开张鉴国的琵琶衬托。张鉴庭的三弦功夫也实在不敢恭维。老先生演唱时,多半一手抓住三弦,做表情动作而无暇弹奏。在琵琶伴奏声中,张调唱腔抑扬顿挫,令人痴迷。

  在中,老张被打成。这段经历在评弹网上也查不到。这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

  张鉴庭被打成后,还能说书。不过挂牌不能出现“张鉴庭”的名字,只能写为“张双档”。这种自欺欺人的规定简直奇怪极了。

  张鉴庭的大弟子周剑萍,现在也年过古稀了。目前,书坛上唱张调的黄嘉明,也是张老的嫡传弟子。

  评弹界最大的分子是黄异庵。此公乃是评弹界最大的才子。现在流传的“西厢记”这部书是他自己编唱的。杨振雄兄弟的西厢记,也是拜黄老为师学来的。

  黄老的经历准备专写一节。这里先挂住一下。黄异庵被打成后被送往青海劳改,从此脱离书坛。百度中和评弹网中关于黄老的资料,竟然没有反右和青海劳改一段,这种做法,似乎近于无耻!

  俞秀山的“白蛇传”和“玉蜻蜓”,经过钱耀山,王秋泉,王子和传导了周玉泉。经过周的整理,传到了赫赫有名的弟子蒋月泉。

  蒋月泉是蒋调的创始人。蒋调是流行最广的流派。评弹票友“十票九蒋”,足见蒋调粉丝之多。蒋月泉和师弟钟月樵(后来与弟子王伯荫)拼档的“玉蜻蜓”,也是七煞档之一。

  蒋的弟子很多,除王伯荫外,还有潘闻荫、沈世华等十余人。现在上海评弹团的团长秦建国是他的关山门弟子。

  弹词讲究四门功课:说、噱、弹、唱。蒋月泉之红,依靠的是韵味十足的蒋调。他的说和噱似乎要差一些。所以“蛇王”的头衔没有落到他的头上。此外,48年的书坛周刊评选十大说书名家中,也没有蒋月泉。

  王秋泉另一位弟子沈友庭也擅长“白蛇传”。他的弟子杨筱亭功夫不凡,是“小杨调”的创始人。杨筱亭的继子杨仁麟,子承父业,也说“白蛇”。在多年的实践中将白蛇传进行再加工,刻画人物如王永昌、阿喜、小青等小角色多有发挥,说书更为精彩,从而获得了“蛇王”的称号。

  “三笑”这部书,最早是谢品泉从他的兄长谢玉泉那里学来的。谢品泉传给了侄儿谢少泉。谢少泉有位再传弟子徐云志,是“三笑”这部书的发扬光大者。

  徐云志是“徐调”的创始人。徐调婉转动听,号称“糯米腔”。据说三十年代,上海滩上商店的收音机里播放的全是徐云志演唱的开篇“狸猫换太子”。而路上的行人也几乎都会跟着哼一句“一步一思一沉凝”。

  徐云志的弟子很多,也都很有名。严雪亭是其中的佼佼者。严雪亭是严调的创始人。严调节奏明快简洁,168报码现场,却也很耐听。

  严雪亭说书,以细腻见长。曾听过他的“十五贯”,在细说侯玉娥的房间布置时,连床背后的一只马桶也作了交待,实在细致入微也。

  1948年,上海《每周书坛》举办评选“弹词皇帝”和“弹词皇后”的投票活动。结果严雪亭得票最多,荣登弹词皇帝宝座。

  “杨乃武”这部书最早是李文彬编唱的。李是润余社的发起人之一。李文彬将“杨乃武”这部书传给儿子李伯康和李仲康兄弟。据说,那时这部书是不传外人的。李伯康由这部秘不传人的“杨乃武”一跃成为响档。

  后来有传说,李伯康的弟弟私自将这部书卖给了严雪亭,于是出现了另外一支“杨乃武”。其实,说唱艺术本来就是公开的东西,无法真正做到保密。相互交流,才能日趋完善。“杨乃武”这部书就是因为众人的努力,才不断丰富起来的。严雪亭在得到脚本后,又进行了再加工,创出更新的路子来与李伯康匹敌。

  李伯康本来是不收弟子的,“杨乃武”外传后,一怒之下,收了一位弟子徐绿霞。徐绿霞是我表舅的挚友,所以对上面这件公案了解很详细。

  徐云志还有个弟子邢瑞亭,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但是他的一双儿女邢晏春,邢晏芝额,却是后来最大的响档。邢晏芝的女弟子盛小云,现在是书坛上的佼佼者。

  “双珠凤”最早的响档是朱蕴泉,朱蕴泉的弟子朱耀庭后来成为“双珠凤”的最大家。

  朱耀庭出身贫苦,对社会下层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说书妙趣横生,极受听众的称道。朱耀亭与胞弟朱耀笙的双档也成为当时最受热捧的双档之一。

  “文武香球”是由咸丰年间的张鸿涛根据“武香球”改编的。张鸿涛还有一部“绣香囊”,说的人也很少。

  张的弟子有陈子祥。陈子祥的传人有自己的儿子陈莲卿、弟子祁莲芳和张鸿涛的孙子张福田。

  祁莲芳是祁调的创始人。说实话,祁调慢斯慢理,实在不招我喜欢。“绣香囊”这部书也只有陈莲卿、祁莲芳这档说。我在电台听过陈祁档的绣香囊,听到昏昏欲睡,进入梦乡。

  张福田民国初曾任光裕社社长。他的弟子有周玉泉,李伯泉等人。李伯泉的弟子秦纪文也是评弹界的一位奇才。流传甚广的“孟丽君”(再生缘)就是他改编成弹词的。

  秦一直是单干户,很晚才参加新长征评弹团,所以一直不受宣传媒体的重视。许多人甚至不知道秦纪文还曾经是位“响档”。

  在评话中,我最喜欢听的书是“英烈传”。其他如“三国”,“隋唐”,“包公”和“金枪传”等都有小说可以参考,情节也都与小说大同小异。唯独评话“英烈传”与小说“英烈传”的情节相差太大,几乎没有可参考之处。

  英烈传的鼻祖,是林汉扬。这部书是林自己编纂的。书中的重头戏——反武场、牛溏角等均为小说中所未见。林汉洋最杰出的弟子是许春祥,许春祥的再传弟子蒋一飞有位得意弟子就是大名鼎鼎的七煞档之一——张鸿声。

  张鸿声说书,书路快,被称为“飞机英烈”。书中的胡大海一角,说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中学时代,曾在电台听过张的英烈传。每天等在收音机前,不肯漏过一会。

  评话艺人靠嗓子吃饭,一般都忌酒。唯独张鸿声喝酒吃肉,说书中气十足,似有神助。听我表舅说,张鸿声一餐便能吃掉一只“蹄膀”,食量实在惊人。

  最初,这部书的内容是“五虎平西”。五虎平西的鼻祖是金秋泉。金秋泉的再传弟子杨莲青将“五虎平西”与“狸猫换太子”结合起来,构成了一部新书——“包公”。

  杨莲青弟子中众多名角,如陈晋伯、顾宏伯、金声伯和陈卫伯等。其中以顾宏伯最为出名。

  顾宏伯曾在我们家附近的“西园书场”说过一段时间,所以常去听过。他在电台上也做过。记得在电台说书,突然被腰斩,改播吴子安的隋唐。有人说是顾宏伯“出事了”。究竟什么事,现在也查不到。或许什么事也没有吧。

  吴君玉师从顾宏伯,学的是“包公”,但他的成名作,却是“水浒”。吴君玉与杨震新两个人说“水浒”,都没有师承,完全是自己根据小说改编的。能够借鉴的,是扬州评话王少堂的水浒。

  凭借一部水浒,吴君玉成为评话的大家。他的水浒,绘声绘色,生动幽默,能够以尽人皆知的水浒故事,抓住听众,确非易事也。

  吴君玉的儿子吴新伯,现在仍在说书。不过许多时候看到他在演滑稽。评弹演员改入滑稽这一行的人很多。也许是评弹不景气的结果吧。

  金声伯现在仍活跃在书坛,他的书,除了“包公”以外,更出名的是“七侠五义”。

  七侠五义这部书,是清末的韩凤祥从小说改编为苏州评话的。上演后,深受欢迎。后来,韩将脚本传给了自己的侄儿韩士良。韩士良依靠这部书,红遍苏锡一带。后来进入上海,长期在沧州书场演出,成为“七煞档”之一。

  “七侠五义”这部书,与小说出入不大。许多艺人都能自编自演。金声伯的七侠五义,师从的是徐剑衡。

  杨莲青还有一位弟子陈卫伯。年代,我曾经听过他说的“社会主义第一列飞快车”。后来他独创了一门“单口独脚戏”,就再也没有听过他的演出了。

  什么是“单口独脚戏”?我没有看过。也许是像周立波那样的“海派清口”。我在电视节目中听他自己说过:改行,是因为说评话,没有人听。

  “三国”是大书之王,评话三国的鼻祖是许文安。许文安有三位弟子:黄兆麟、唐再良和宋春扬。

  黄兆麟和唐再良各成一派。黄擅长起脚色,而唐擅长梳情节。黄仅有一名弟子张玉书,张玉书的儿子张国良得其真传,而成为一大家。张国良能演能编,他编写的“后三国”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唐再良有弟子朱学良、顾又良和大名鼎鼎的唐耿良。我小学时便在电台里听唐耿良的书。那时还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所以听书听到津津有味。唐的声音略低沉,而带磁性。每天守着收音机,听三国成了头等大事。

  长大后,看了几遍三国演义,回过头来再听唐耿良的书,才觉得索然无味。唐的书,多为讲故事。人物不鲜明,也少噱头。比起张鸿声英烈的烩声烩色来,差之远也。

  与许文安同代说三国的,还有熊士良。那是另一路说法,又因为熊不是光裕社成员,所以俗称“野三国”。熊士良的弟子何绶良对三国又做了发挥,与黄、唐并列,称为“何派”。因为熊不是光裕社成员,何为了在光裕社说书,又拜了许文安为师。

  何的弟子有汪如云,汪的弟子陆耀良也是一代大家。据许多人的评价,陆的三国比唐耿良好听得多。

  北方的评书也有三国,曾经风行一时的刘兰芳,就是靠三国这部书,红遍大江南北的。但我以为,评书比起评话来,差之远矣!

  记得最后听到黄异庵先生登台演出,是在电视台播出的“杨振雄从艺60周年纪念演出”上。黄老应邀与自己的弟子杨振雄合说一段西厢记的“游殿”。

  黄老的开场白:“纪念演出,杨振雄非要叫我来说一段,我就来了。不过俚说仔六十年书哉,我倒只说过二十年。应该我叫俚先生哉!”

  黄老开书前,还特地赋诗一首。现在只记得最后两句是:“书台重见黄杨档、七十张生八十聪。”听来也是够使人伤感的了。

  八十登台,仍然中气十足。书台之上,才气横溢,令人敬佩。可见黄老之为人达观,爽朗,透现出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意志。

  黄幼年曾读私塾。少时曾从刘介玉学习金石和书法。刘介玉,号天台山农,清末民初著名的书法家。为吴昌硕的入室弟子,风格独树一帜,不落乃师巢臼。

  先生书法成就惊人,十岁时就被推荐在上海大世界卖字。当众挥毫,技惊四座,颇有盛名。同时因为听书,而喜欢上了评弹。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执意学艺下海。

  初拜王耕香学“三笑”,效果不佳。于是自编“西厢记”演出,声名大振。因为西厢记没有师承,不符合光裕社规矩。(可见光裕社的臭规矩,有多么保守和不合理。)又拜谢鸿飞为师。

  黄老特别崇拜也曾改编过“西厢记”的朱兰庵,为了表示与朱兰庵的不同,于是改艺名为“异庵”。

  西厢记剧情简单,其实十几句话,便可将故事讲完。然而,经过黄先生的加工渲染,仅开始时,法聪陪伴张生的一段“游殿”,可以说到二十多回。据后来有人回忆,“游殿”精炼以后,至少还有九回。

  我听过杨双档的西厢。就以一回“操琴”为例,内容是张生初到寺,在花园门外听到崔小姐在园内操琴。如此简单的内容,可以说完90分钟。听来丝丝入扣,耐人寻味。而且埋下以后张生如何可以闯入内园的伏笔。令人叹服。

  黄老的西厢红遍各大书场。据说为了让别人也有书可说,书场场方要求黄老“帮帮忙,少放些噱头。”

  解放初,黄老在上海说“文征明”,此书也是黄老自创的。书场方面为了配合形势,要求黄老编部新书“李闯王”来说。不等黄老答应,就贴出海报,准定半月后,有黄异庵的新书“李闯王”登场。

  黄老无奈,边查正史野史资料,边挥笔疾书。一反明史对李闯的诋毁,半月之内,竟然完成一部歌颂闯王英雄的新书,并且登台演唱,大受欢迎。

  黄老因为正担任苏州光裕社的副主席,工作繁忙,没有空去参加。于是推荐了杨震新带着自己的新书“李闯王”去参赛。不料杨震新不负众望,拿了个“状元”回来。连带黄老也得了“新书创作一等奖”。同行嬉称黄为“状元先生”。

  解放初,全国戏曲工作者协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华东地区仅有四名代表参加:京剧界的李瑞来,沪剧界的邵滨荪,滑稽界的周柏春和评弹界的黄异庵。

  周总理接见代表,并在会上在读了黄先生的诗作后,夸奖黄异庵是“评弹才子”。

  正像郭德刚说的那样,说得不好,观众埋怨;说得好,同行埋怨。这时,也许已经埋下了黄老今后遭殃的祸根。

  评弹与戏曲不同,唱戏必须组团,而说书只需要一、两个人,这种形式天然地适合单干。

  但是,单干似乎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为了使“单干户”尽快地加入到“集体化”、“公社化”的队伍中来,也为了加快评弹的革命化建设,当局采取了许多措施。

  于是先成立了“苏沪评弹协会”,因为黄异庵名声在外,于是被推为苏州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此后,上海和苏州又相继成立了“人民评弹团”,纳入党和政府的管理机制。苏州的那些不肯就范的单干户们自然就由黄异庵领导的协会来代表自己的利益。负责与政府部门协调关系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黄异庵的身上。

  尾巴者,封建主义的尾巴也。书坛上不管大书小书,说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强盗侠客,牛鬼蛇神。真要拿出“大批判”的标准来,哪部书没有“封建迷信”的毒素?

  于是找出了八部书:《珍珠塔》《济公传》《三笑》《啼笑因缘》《玉蜻蜓》《落金扇》《七侠五义》《三国志》,作为“尾巴”割去,不准拿到书场去说。

  许多单干艺人,只会一部赖以吃饭的书。割去的哪里是尾巴,正是他们的命啊!许多艺人从此失业,苦不堪言。

  天天唱红歌,跳忠字舞,学习雷锋,也未必就整治得了腐败。现在说的都是新书,唱的都是革命化开篇,街上卖的却是有毒食品,甚至连药囊竟也不能幸免。我听了这么多年的书。从来没有感觉到中了“封建主义”的毒素。相反,现在的小学,乃至幼儿园都在读“三字经”,这才真的要命呢!

  评弹演员众多,而书场和电台资源却是有限的。用非团员的话来说,一切好场子都让评弹团占了。单干艺人与评弹团之间的矛盾,日积月累,终于通过“光裕书场事件”爆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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